三号楼的人是下午来的。
一共两个。前面一个是女人，五十来岁，头发在脑后盘着，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，袖口挽起来一截。她左手拎着一个硬壳本，本子边上别着两支笔，一支红的，一支蓝的。
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姑娘，抱着一摞纸。
她们从一号楼大门进来的时候，一层大厅里站着几十个人。
那几十个人自动让开了一条道。
不是被谁喝的，也没有人喊。就是前面的人往两边挪了半步，后面的人跟着挪，让出一条一米宽的路，从大门一直通到楼梯口。
陈九斤站在墙边。
他看见有个人在她走过去以后，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。
蔡三平从楼上下来。
他下来得比平时快，走到楼梯最后三级的时候放慢了。
“梅姐。”
“三平。”
女人没有停下来，一边往前走一边说：“人呢。”
“都在这儿。”蔡三平说，“您那张单子上的三个，我叫齐了。”
他从裤兜里摸出那张折了两折的纸，展开，递过去。
梅姐没有接。
她把硬壳本换到右手，抬起左手，往那张纸上按了一下——就是按了一下，把它按回蔡三平的手里。
“我自己看。”她说。
蔡三平脸上的表情松了一下。
那一下松是因为她没接纸，说明她不打算跟他计较这张纸是怎么来的。
紧接着他的脸又紧了。
因为梅姐已经往人堆里走了。
她走得不快。她走过一层大厅，从东头走到西头，一边走一边看人。
她不是随便看。她看的是手。
看见一个人，她的目光先落在那个人垂在身侧的手上，看两秒，再抬起来看脸。
看完就往下走。
有几个人被她看过以后，下意识把手往身后藏。
陈九斤跟着她的目光走了一遍。
她看手，不是看有没有力气。
手上有茧的，做过力气活，坐得住。手指细长、指甲干净的，在外头大概是坐办公室的，这种人心思重、容易熬不住。指关节红肿的，是这两个月刚被打过的。虎口发黑的，抽烟凶，凶到手都熏黄了的，晚上睡不着。
一双手能说的东西，比一张脸多。
脸会装。手不会。
他这三年在电话里没有手可看，只能听。听语速、听停顿、听对方翻东西的声音。
原理是一样的：找那个人管不住的地方。
他看着那个女人从东头走到西头，心里冒出一个念头。
这是他进这个园区二十五天以来，第一次遇到一个跟他用同一套办法的人。
她走了大概三分钟，走完站住了。
“三个。”她说。
她抬起手，指了三个人。
第一个是站在窗边的一个中年人，那人手上有厚茧，虎口发黑。
第二个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，陈九斤认识，那人在机房干了半年，据说打字很快。
第三个是陈九斤。
三个人往前走。
前面两个走得很慢，其中一个的手在抖，抖得他自己也知道，用另一只手按住了。
蔡三平站在楼梯口。
他手里那张纸还展开着。
纸上三个编号，三零七六、三零七九、三零七八。
梅姐点的三个人里，只有最后一个对上。
高凯没有被点。练志刚也没有。
蔡三平把那张纸慢慢折了起来。
折的时候他脸上没有表情。
梅姐把硬壳本翻开，用蓝笔在上面写了两笔。
“你们三个，”她说，“我问一句话，答完了我告诉你们去不去。”
她先问那个手上有茧的。
“你以前做什么的。”
“瓦工。”
“砌一堵墙，一米宽两米高，要多少块砖。”
那人愣住了。
他张了张嘴，开始掰手指。掰到一半他放弃了。
“得看多厚。”他说。
梅姐点了点头。
“行。”她说，“你留下。”
她在本子上写了一笔。
第二个，那个瘦高年轻人。
“你在机房打字快。”
“还行。”
“一分钟多少字。”
“一百二三吧。”
“上个月你打了多少通电话。”
“……不记得了。”
“大概。”
“两三百？”
梅姐没有写字。
她把蓝笔在本子边上敲了一下。
“你留下。”她说。
第三个是陈九斤。
她走到他跟前，站住了。
她比陈九斤矮半个头，抬起眼睛看他的时候，眼皮是往上翻的。
“你叫什么。”
“陈九斤。”
“不是编号？”
“三零七八。”
梅姐笑了一下。
那一下笑很浅，笑完就没了。
“三平说你记性好。”她说，“记性好的人我见过不少。我问你另外一样。”
“您问。”
“你算得清吗。”
陈九斤没有立刻答。
他站在那儿，把这个问题掂了两秒。
“三哥。”他转头，“这个月的表，我能不能报一遍。”
蔡三平在楼梯口，没有说话。
他抬了下下巴。
陈九斤转回来。
“一号楼一层，这个月到今天为止，十九天。”他说。
“成单一百四十七笔。总数三百九十一万六千。”
大厅里有人的呼吸停了一下。
“这个数是表上的。”陈九斤说，“表上这个数不对。”
梅姐把红笔从本子上取了下来。
“哪儿不对。”
“两笔。”
“说。”
“第一笔在第九天。”陈九斤说，“机位二十六号那一行记了一笔十二万八。同一天二十六号还有另一笔，四万三。两笔挨着，中间没有隔别的行。”
“一个人一天成两笔，不是不可能。可这两笔的时间差是六分钟。”
“六分钟成不了第二笔。”
“那是同一笔，录了两遍。”
梅姐的红笔在本子上悬着。
“第二笔呢。”
“第二笔在第十四天。”陈九斤说，“三十一号机位记了七万二，可三十一号那一天没人。”
“为什么没人。”
“那天那台机器坏了。上午八点报的修，下午三点才修好。修的人是后勤的老崔，我记的出入。”
“中间那七个小时，三十一号没坐人。”
“可表上那一笔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四十。”
大厅里安静了几秒。
梅姐没有说话。
她低头，把这两笔在本子上写了下来。
写第一笔的时候她用的是蓝笔。
写第二笔的时候，她换了红笔。
写完她抬起头。
“两笔加起来，多算了多少。”
“十七万一。”陈九斤说，“真实数是三百七十四万五。”
梅姐把红笔盖上笔帽，别回本子边上。
“你什么时候看的表。”
“今天早上。”
“看了多久。”
“表贴在食堂门口，我路过。”
“路过看一遍。”
“嗯。”
梅姐盯着他看了大概五秒。
然后她说了一句和刚才两个人一样的话。
“你留下。”
陈九斤没有动。
去三号楼是什么，这一层的人都清楚。
三号楼是园区业绩最好的楼，吃饭单开一档，不用扫楼道，不用点人，不用跟着谁跑腿。三号楼的人一个月能拿到的记账数，比一号楼高三成。
更要紧的是另一样：跟着梅姐的人，段虎碰不着。
他这二十五天里挨过的所有事——搜身、栽赃、三天禁闭、那张被人改成五天的纸——在三号楼一样都不会有。
他把这些在心里过了一遍，过得很快。
然后他想到另外一件事。
他要是今天走了，那四个动作还留在这栋楼里。
送药的、挡门的、停饭的、跟着一起擦地的那七个。
他们不会跟他一起走。
他们会留下来，留在一个刚刚数过他们的人手底下。
“梅姐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我不去。”
大厅里那几十个人同时抬起了头。
站在他旁边那个瘦高年轻人往边上挪了半步——像是怕被牵连。
蔡三平在楼梯口，手里那张折好的纸捏紧了。
梅姐把硬壳本换回左手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我这边还有事没做完。”
“什么事。”
陈九斤没有答。
他说不出来。他要说的那件事，说出口就等于告诉这一层的所有人：那天替他做过事的人，还得有人护着。
而那些人的名字，他一个也不打算说。
梅姐等了大概三秒。
她没有再追问。
她把两支笔在本子边上摆正了，一支红的，一支蓝的，摆得平行。
“三号楼在西边第二栋。”她说，“三层，最东头那间屋是我的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把事做完了，自己过来。”
她转身往门口走。
走了几步她停下来，回头。
“陈九斤。”
这是这一天里，第一个连名带姓叫他的人。
“我等你。”她说。
“不会等太久的。”
她往门口走。
走过蔡三平身边的时候，她停了半步。
“三平。”
“梅姐。”
“那张纸上三个名字。”她说，“我点的三个里，只有一个是你写的。”
蔡三平没有说话。
“另外两个，”梅姐说，“一个手断了，一个抄本子抄到手起茧。你把他们两个写上去，是想让我把他们领走。”
她把硬壳本抱在怀里。
“三平，我在这园区待了六年，你待了四年。”
“我不替人清场。”
她说完就出了门。
后面那个抱纸的年轻姑娘小跑着跟上去。
蔡三平站在楼梯口。
他手里那张纸还捏着。捏了一会儿，他把它撕了。
撕成两半，又撕成四瓣。
撕完他没有扔，把纸片攥在手心里，转身上楼了。
一层大厅里那几十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出声。
陈九斤站在原地。
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。
刚才梅姐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，看的就是这只手。
他这双手上没有茧，没有伤，指甲缝里有一点灰——那是今天早上擦楼道留下的。
他不知道她从这只手上看出了什么。
他只知道，从今天起，这栋楼里有一个人，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在看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