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没有送饭。
早上那一顿没有来，中午那一顿也没有来。
陈九斤靠墙坐着，把这件事想了一遍。
不送饭有两种。一种是忘了，一种是有意的。
忘了不可能。前两天四顿，一顿不落，推饭盒的人每次都在差不多的时辰。这种事一旦成了规矩，出错的可能比守着的可能小得多。
那就是有意的。
有意的又分两种：三天到了，中午放人，所以最后一顿不给；或者，有人交代过今天不给。
他更愿意信第一种。
信不信是一回事，嘴唇干得起皮是另一回事。
前两天推进来的饭盒里有汤，他把汤都喝了，一滴没剩。今天没有。
到了下午，他开始省着咽口水。
嘴唇上那层皮翘起来，他用舌头舔，舔了两下就不敢再舔——舔完更干。
他把身上摸了一遍，摸到内衣口袋里那张纸。
他把纸拿出来，在黑暗里摸了摸。
纸是软的，边角磨毛了，中间那道折痕已经快断开。
他没有打开。这间屋太黑，打开了也看不见。
他就那么捏着，捏了大概一分钟，又塞了回去。
塞回去以后他做了一件事：他把这三天的日子在心里对了一遍。
今天是他到这儿的第二十四天。
妹妹上个月十七号做的那一次透析。一个礼拜三次，到今天应该是第十次往后。
第十次以后要复查，复查要交钱。
他把这一条想到这儿就停了。
再往下想没有用，反而费水。
天黑以后——他判断是天黑，因为门缝底下那一小片光没了——外面的脚步声稀了下来。
又过了很久，一双脚走过来。
那双脚踩得很轻。
轻不是因为鞋软，是因为走路的人在收着劲。收着劲走路的人，落脚的时候会先落前掌，再放下脚跟，所以声音是两截的：先一下轻的，再一下更轻的。
那双脚走到门口，停了。
然后有东西从门缝底下推了进来。
一个塑料瓶，横着推，推到一半卡了一下，那双手在外面把瓶子转了个角度，才推进来。
半瓶水。
陈九斤没有伸手去拿。
他先听。
外面那双脚没有走。
他坐在离门半米的地方，一动没动，听了大概二十秒。
二十秒里，那双脚换了一次重心，从左脚换到右脚，很轻。
然后他开口了。
“阮姐。”
外面没有声音。
“你从来不叫人名字。”他说。
他说得不高，隔着一扇铁门，刚好能听见的程度。
“点名叫编号。发工牌叫编号。登记的时候记名字的是别人，你不记。”
“一开始我以为是规矩。后来我看了名册，名册上有名字，也有你的字迹——你写得下来。”
“不是不能写。是不叫。”
外面还是没有声音。
“我想了两天。”陈九斤说，“我想明白一件事。”
“叫了就记住了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记住了，人没了，你就得记着一个没了的人。”
“三年，四年，一栋楼进进出出多少人。你要是每一个都叫名字，你现在脑子里得装多少个。”
“所以你只叫编号。编号没了，划一道就行。”
门外那双脚，一直没有动。
陈九斤把后背靠回墙上。
“我不是要说什么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是……躺着没事干，把这个想出来了。”
“想出来我心里挺不好受的。”
他这句话说完，外面终于有了动静。
不是说话。
是那双脚往前挪了半步，挪到几乎贴着门。
然后是很轻的一声——像是有人靠着门坐下了，衣服蹭在铁门上。
陈九斤没有再说话。
他伸手把那个塑料瓶拿过来。
瓶盖是拧紧的。他拧开，先没有喝，把瓶口凑到鼻子底下闻了一下。
是水。
他喝了一口，含在嘴里，含到那口水在嘴里变温了才咽下去。
然后他把盖子拧上。
他没有喝第二口。
半瓶水，他算了一下：现在一口，后半夜一口，明天早上一口。
三口。
要是明天中午还不放他出去，第三口就得往后挪。
他把瓶子放在墙角，放在他刚才划下那道印的正下方。
放的时候他有个念头一闪：这个瓶子可以当钟用。
水位下去一格是多久，他心里有数。他把这一条也记住了。
门外那个人还坐着。
隔了很久，外面有一句话，很轻。
“三零七八。”
陈九斤没有立刻答。
他等了两秒。
“嗯。”
“饭是我叫人停的。”
陈九斤的手停在瓶子上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今天中午本来是要放你出去的。”阮玉兰说，“早上有人去改了记录，从三天改成五天。改完那张纸压在虎哥屋里。”
“谁改的。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这一句是真话。
隔着一扇铁门，什么都听不见。他也不需要听。
“我把送饭停了。”阮玉兰说，“停了饭，后勤那边今天得报一句‘禁闭无人送饭’。这一句要报到三哥那儿。”
陈九斤明白了。
送饭是常规，不报。
停饭是异常，要报。
一张被人偷偷改过的纸，压在段虎屋里，可以压很久。
一句“禁闭无人送饭”报到蔡三平那儿，今晚就得有人回答为什么。
“三哥会问。”她说。
“他会问谁。”
“问虎哥。”
外面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虎哥答不上来。”阮玉兰说，“那张纸不是他改的。”
陈九斤靠着墙，把这一串在心里过了一遍。
一个人被关在三平米里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但外面有人替他往那台机器里塞了一颗石子。
石子不大，可这台机器是靠“报”转的。有一样东西没被报，就有另一样东西必须被报。
“阮姐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谢谢。”
外面那个人没有应。
过了一会儿，衣服蹭铁门的声音又响了一次——她站起来了。
“别谢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是替你。”
“那是替谁。”
阮玉兰没有回答这一句。
隔了一会儿，她说了另外一句。
“那天在大厅，”她说，“你让核表。”
“嗯。”
“核出来十七号有两个人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张表是我出的。”
陈九斤没有出声。
他这才想明白一件事：那天他站出来提异议，逼出重算，四百个人看见的是“表算错了”。
而那张表是阮玉兰做的。
表算错了，第一个该被问的人是做表的人。
“那天你说的是‘按机位出的’。”阮玉兰说，“你没说‘表做错了’。你说的是机位号和编号对不上。”
“是对不上。”
“你要是说错了，我今天就不在这儿了。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我这几年做的表，没有一张出过事。”
陈九斤靠着墙。
他明白了她那句“我不是替你”。
她替的是那张表。
一张表要是能被人随手改一个数、压在谁屋里几天，那她这几年做的所有表都不作数。
她今天停送饭，跟他站出来提异议，是同一件事。
她的脚步往外走。
走的第一步比后面几步都重。
第二天早上，门缝底下没有推进来饭盒。
推进来的是一小块饼。
饼是干的，掰开过，掰得不整齐，像是从一整块上撕下来的一半。
推饼的那双手，推完立刻就走了，走得很急。
那不是阮玉兰的脚步。
陈九斤把饼拿起来。
饼底下压着一样东西。
不是纸，是一根火柴。
火柴头是新的，没有划过。
他把火柴捏在手里看了很久。
这间屋没有窗，也没有灯。
一根不能点的火柴，在这里没有任何用处。
除非——
送火柴的人不是要他点火。
是要他知道：有人能进到这扇门外面来，而且能塞进来一样带尖的东西。
陈九斤把火柴插进墙角那道水泥缝里，插得很深，只露出一点头。
插完他用指甲，在原来那道竖印旁边，又划了一道。
第二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