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振勋从新加坡回来的第三个月，在荷兰总督府的年度酒会上，遇见了一个女人。
那晚他其实去得很晚。酒会在总督府东翼的宴会厅举行，水晶吊灯把满屋子的人照得像浸在蜜糖水里——荷兰军官的猩红制服、英国商人的黑色燕尾、爪哇贵族的蜡染纱笼、华人头家的绸缎马褂，各种颜色搅在一起，像一只被摇匀了的鸡尾酒。张振勋端着酒杯站在角落，跟几位老友寒暄了几句，正准备提前离席，余光忽然被一个身影牵住了。
那是个穿月白色西式长裙的女人，正侧身站在落地窗前跟一位荷兰官员说话。她的粤语带着一丝香港口音，婉转的声线在满屋子荷兰语和英语中格外突出——
“……是的，家父生前在九龙做船运，后来我跟着叔父来了南洋。“她边说边微微颔首，耳垂上一对珍珠耳坠跟着轻轻晃动，在灯光下像两滴凝固的月光。
张振勋没有走过去。他只是多看了两眼，然后转身走了。可那天晚上回到住处之后，他坐在桌前看了半天的账本，一个字也没看进去。那对珍珠耳坠总在他眼前晃，晃得他心浮气躁。
一个月后，他在裕和行的办公室里再次见到了她。她叫朱月芝，二十六岁，香港人，父亲早年在九龙经营船运，过世后家道中落，她独自来南洋投奔叔父，如今在一家英资贸易行做翻译。那天她来谈一笔货运合作——她的东家想租用裕和行的仓位，派她来做前期接洽。
张振勋坐在大班桌后面，听她用流利的英语、荷兰语和马来语交替跟各方沟通，条理清楚，语气从容，完全不像是来求人办事的。她甚至在某个条款上据理力争，把对方的报价压低了半成，然后转头朝他微微一笑：“张先生，这个条件您觉得可以吗？“
他愣了一下，才意识到她在问自己。“可以。“他说，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。他低头在合约上签了字，笔尖有些发飘。签完他把笔帽扣上，抬眼看了她一下，发现她也在看他。那目光不躲不闪，像一面干净的镜子，把他照得清清楚楚。
半年后，朱月芝进了张家的门。成了张振勋的第四位姨太。
这在当时南洋华侨社会中是常态——富商多妻，族旺人兴，没有人会觉得奇怪。可张振勋知道，这位四太太跟前面三位不一样。前面三位是“娶进来“的：原配陈珏是父母之命，十五岁嫁进张家，替他守着老屋、侍奉双亲，一辈子没出过潮州地界；二太太和三太太是温姐妹，——老人家临终前把两个女儿的手放进他掌心里，说“振勋，我信你“，他便应了，这一应就是二十年。那两桩婚姻里没有爱不爱，只有恩和义。而朱月芝，是他自己“走过去的“。那天在总督府酒会上，是他先转的头，是他先多看了那一眼。
那一眼里头有什么东西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到后来他才慢慢明白，那东西叫“爱情“。一个四十一岁的男人，经历了三十年的漂泊、三个妻子、无数的账目和契约之后，忽然在一个月白色长裙的身影面前，像少年人一样慌了神——这事儿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，可它实实在在发生了。
原配夫人陈珏在广东大埔的老家。
张振勋每隔两三年回去一次。每次回去，他都在老屋的天井里坐很久，看着陈珏在灶前忙碌的背影，心里就堵着一团说不出来的东西。她比他小一岁，今年四十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腰也弯了些，可手脚还是利索的，杀鸡、择菜、腌咸菜，样样不假人手。老太太瘫在床上已经三年了，陈珏每天早晚伺候汤药，床前床后，从没皱过眉头。
他坐在天井的石凳上，看着陈珏在后院晾衣裳，一件一件抖平了，挂在竹竿上。那些衣裳里有他的、有老太太的、有家里几个下人的，她自己的夹在中间，最旧，补丁最多。太阳照在她背上，把那件灰蓝色的布衫晒得发白，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旧手巾。
“阿珏。“他叫了一声。
陈珏回过头来，朝他笑了笑。那笑容跟她年轻时一模一样——嘴角微微弯着，眼角有几道细纹，可那笑里的东西没变，是那种“我知道你在外头做什么、但我懒得问“的安静。
“吃饭了。“她说，把最后一件衣裳晾好，拍了拍手上的水，“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芋头扣肉。“
张振勋站起身，走到她身边，想帮她拿盆子。她摆摆手：“不用，你坐你的。“她端着木盆从他身边走过去，经过的时候停了一步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南洋那边……还顺当吧？“
“顺当。“
“那就好。“她点点头，没有多问，端着盆子进了灶间。灶间里传来锅碗碰撞的声响和猪油下锅的滋啦声，一股浓烈的焦香飘出来，弥漫在整个天井里。
张振勋站在天井中央，仰头看了看老屋的屋檐。瓦片上长了些青苔，檐角蹲着一只石雕的貔貅，嘴张着，据说能吸四方之财。那是他发家之后专门请人从潮州城里请来的，财是吸来了，南洋的生意也顺风顺水。但这家里，总是缺了些什么。
早些年前，陈珏说家里男丁单薄，她“做主“从同村一个穷亲戚家过继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张应郎，算作长房长子。当时就寄了信告诉张振勋，文字写得很平淡，好像只是在报告一件日常琐事：“儿甚聪慧，已入私塾，四书已诵过半。“
可那孩子的名字叫——应郎。应天顺人的应，郎是儿郎的郎。陈珏给他取这个名字，里头有一层她自己不会说出口的意思：“你是这个家的长子，你应下来。“
后来，张振勋也把张应郞接到巴达维亚 ，在那边生活学习。
“吃饭了。“陈珏在灶间门口又喊了一声。声音不高不低，跟平时没什么两样。张振勋应了一声，走进堂屋去。桌上摆好了四菜一汤，芋头扣肉摆在正中间，油亮亮的，散着热气。陈珏给他盛了饭，又把筷子递到他手里。
他接过筷子，低头扒了一口饭。米是新米，很香，可嚼着嚼着，他忽然觉得舌根发苦。他想起巴达维亚那座宽敞的西式宅子里，朱月芝正坐在餐桌旁等他回去吃饭。他不知道该把哪一边叫作“家“。
槟城的宅子是张振勋专门为子女们建的。三层楼，带花园，院子里种了一棵巨大的榕树，气根垂下来像一道道帘子。他每次来槟城，都要在这棵榕树下坐一坐，看着孩子们在树荫里跑来跑去。
他有四个儿子：长房过继的张应郎十四岁，二太温氏所生的张彬郎，字秩君，十二岁；三太温氏（妹妹）所生的张美郎，字子君，十岁；还有四太太朱月芝生的张元郎，字子元，刚满岁，路还走不稳，被奶妈抱在怀里，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到处看。
这天晚上，他在槟城的宅子里设了一次家宴。难得人齐了——两位温氏太太从各自的院子里过来，朱月芝抱着小元郎坐在他左手边，三个大些的孩子一字排开坐在对面。桌上摆着客家酿豆腐、潮州卤鹅、娘惹咖喱鸡、荷兰奶酪和英式烤饼，五种风味挤在同一张餐桌上，像这个家本身一样杂糅。
三个孩子穿的是西式衬衫和短裤，头发剪得整整齐齐，脚上是锃亮的小皮鞋。他们刚从槟城的英文学校回来，书包还搁在脚边，里头除了英文课本，还有一本翻旧了的《论语》——张振勋亲自规定，每个儿子必须随身带着，每天晨起背诵三页，他随时抽查。
“彬郎，“张振勋夹了一块卤鹅放进二儿子碗里，“今天背到哪儿了？“
张彬郎放下刀叉，用客家人说官话的腔调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回阿爸，背到'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'。“
“什么意思？“
“学了知识然后时常温习，不是很愉快吗？“
“还有呢？“
张彬郎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“
张振勋点点头，又转向三儿子美郎：“你背到哪了？“
美 郎比他哥哥活泼些，一边嚼着酿豆腐一边含含糊糊地说：“背到'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'——阿爸，这'和而不同'是不是就是我们家这样？阿爸讲客家话，二妈讲闽南话，四妈讲粤语，我们讲英语和马来语，可是我们还是一家人。“
张振勋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那笑容从嘴角一直漫到眼角，眼尾的皱纹挤成一团。他伸手摸了摸美郎的头，掌心底下那颗小脑袋热乎乎的，发丝又软又细。“对，就是'和而不同'。你记住了，比背一百遍都强。“
桌上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几个孩子又叽叽喳喳地说起学校里的事来。张彬郎用马来语跟美郎争论什么数学题，美郎用英语反驳，温氏姐妹用闽南话互相交流厨房的事，朱月芝抱着元郎轻声哼着粤语童谣，奶妈在旁边用客家话念叨着“小少爷该睡觉了“。
——客家话、闽南话、马来语、荷兰语、英语、粤语，六种语言在同一张桌子的上方交织碰撞，像一群不同颜色的鸟在同一个笼子里扑腾着翅膀。
张振勋端着茶杯看着这一切。茶是潮州的凤凰单丛，瓷杯是荷兰的蓝白釉，勺子搁在旁边，是银制的英式茶匙。他把这三样东西凑在眼前看了看，觉得它们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别扭，可分开又不行。就像他自己，坐在槟城的宅子里，穿着一身浅灰色的棉布唐装——那是他回到“家“才换上的衣裳——可他口袋里揣着的怀表是瑞士的，账本上写的字是中文的，脑子里算的是荷兰盾和英镑的汇率。
“阿爸，你在想什么？“美郎凑过来，仰着脸看他，嘴角还沾着一粒米。
张振勋用拇指替他抹掉那粒米，又顺带刮了一下他的鼻尖。“没想什么。吃你的饭。“
“你肯定在想事情。“美郎不依不饶，“你每次不说话的时候都在想事情。阿妈说的。“
张振勋看了惠莲一眼，她笑笑，没说话。又看了朱月芝一眼。她正低头给元郎擦嘴，听见这话微微侧了侧脸，嘴角弯了一下，也没有接话。
“好，那阿爸告诉你们。“张振勋把茶杯放下，双手撑在桌面上，目光从三个大儿子的脸上一一划过，“你们每天去学校，学英文、学荷兰文、学算学、学地理。你们的先生是英国人、荷兰人，你们的同学有马来人、印度人、欧亚混血儿。你们走在槟城的街上，满耳朵都是你们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话。“
他停了一下。桌上安静下来，连温氏姐妹也放下了筷子，看着他。
“可是你们要记住一件事。“他的声音沉下去，沉得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，“在这个家，不管你妈是谁，不管你讲多少种话，不管你以后在哪个地方做生意、跟什么人打交道——你都给我记住了：你是客家人，你是唐人。你们的根在广东大埔，在闽粤交界那个山窝窝里。那地方穷，那地方偏，可那地方埋着你们的祖宗。记住了没有？“
三个孩子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齐声答道：“记住了。“
“大声点。“
“记住了！“三个声音叠在一起，清脆响亮，在餐厅里回了一下。窗外榕树上的夜鸟被惊得扑棱棱飞起来，在夜色里画了几道弧线，又落回树冠里去。
张振勋这才重新端起茶杯。茶已经凉了，他一口喝完，把杯子搁下。“吃吧，菜凉了。美郎，把你碗里的酿豆腐吃完，别浪费。“
饭桌重新热闹起来。美郎用粤语跟朱月芝讨价还价——“四妈，我能不能只吃两块？““三块，不能再少了。“——张彬郎用客话跟他二妈说了句什么，他二妈抿着嘴笑了，又夹了块鸡肉塞进他碗里。张元郎在奶妈怀里忽然哇地哭起来，朱月芝接过孩子轻声哄着，哼着那首粤语童谣：“月光光，照地堂，虾仔你乖乖瞓落床……“
张振勋靠在椅背上，看着这一桌子鸡飞狗跳的热闹，忽然觉得心里某个绷了很久的地方松了一下。只是一下，像琴弦被人轻轻拨了一指，余音在胸腔里嗡嗡地荡着。
他知道这“松“是假的。回巴达维亚之后又是生意、又是官司、又是荷兰人和亚齐人两边逼着他表态。可至少此刻——在这个槟城的夜晚，在这棵老榕树的树荫底下，在这张摆着五种风味的菜和六种语言的饭桌上——他可以假装一切都很安稳，假装他不是一个走在钢丝上的人。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右手摸出那枚磨得发亮的铜钱，左手小指上戴着一枚新的金戒指，是朱月芝今年生日时送他的。右手心上的铜钱和左手小指上的戒指，像隔着四千里路，一个在大埔老屋的灶台前，一个在槟城的餐桌旁。
他把两只手平放在桌上，左手挨着二儿子彬郎的饭碗，右手挨着小元郎的奶瓶。然后他抬起眼睛，看着满桌子妻儿的脸，看了很久，看得最活跃的美郎都安静下来，眨着眼问他：“阿爸，你又在想事情了？“
张振勋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
“没想。吃饭。“
那天夜里，张振勋没有睡。
孩子们都安顿了，两位温氏太太各自回了院子，朱月芝哄睡了元郎，披着一件外衣走到书房门口，看见他坐在桌前发呆，便没有进来，只是倚着门框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
“怎么了？“她轻声问。
张振勋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灯下她的脸被照得柔和，褪了白天的精明和干练，显出几分困倦的温软来。她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的翻译、他的谈判代表、他的账目核对人——在巴达维亚的商业酒会上，她能替他挡掉那些荷兰官员拐弯抹角的试探；在槟城的码头上，她能同时用三种语言跟三拨人谈妥卸货的价钱。她像一个长了翅膀的算盘，噼里啪啦地响着，替他算清楚了无数笔糊涂账。
可此刻她只是站在门口，光着脚，头发散着，怀里抱着一件他忘了拿回房的薄外套。
“月芝，“他叫她，“你说，我能把这些事都摆平吗？“
她走进来，把那件外套搭在他肩上，然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她没有问“哪些事“，她都知道——巴达维亚的摊派、亚齐的暗助、刘泰兴的拉拢、左秉隆的召见、老家的陈珏、槟城的孩子们、账面上永远算不完的收支。这一切堆在一个人的肩上，四十多岁的肩膀。
“摆不平。“她说。
张振勋看着她。
“但你可以扛着。“她伸出手来，隔着桌面覆在他的手背上。她的掌心是温热的，比他凉了半夜的手暖和得多。“你扛一天，孩子们就安稳一天；你扛一年，这片家业就多撑一年。不用想摆平的事，你能扛着，就已经很厉害了。“
张振勋低头看着她覆在自己手背上的那只手，月白的长裙袖口滑落下来，露出纤细的手腕。那手腕上什么首饰也没戴，她从来不戴那些累赘的东西，说干活不方便。她的指节上有薄薄的茧，是常年握笔写字留下来的。
他翻过手来，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。她的手小，被他整个包住了，只露出几根指尖。那几根指尖微微蜷着，像一朵半开的茉莉。
“月芝。“
“嗯？“
“你后悔吗？“
她沉默了一瞬，然后笑了一下。“后悔什么？后悔在香港的时候没有嫁个老老实实的洋行职员，一辈子安安稳稳地算账、生娃、变老？“她抽出手来，拢了拢耳边的碎发，那对珍珠耳坠在灯光下晃了一下，“我要是想过那种日子，就不会来南洋了。“
张振勋看着她。忽然想起第一次在总督府酒会上见到她的那个晚上——她站在落地窗前，侧脸被月光和水晶灯同时照着，像一副被镶了框的画。那时候他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不知道她的手上有茧，不知道她会用三种语言替他砍价、用一首粤语童谣哄孩子睡觉、用一句“你可以扛着“把他从最深的夜里捞出来。
“睡吧。“她说，站起身，把他搭在肩上的外套又往上提了提，“明天还有一堆事呢。那批货的保险条款还没谈妥，荷兰人的手续费要压到四个点以下。“
“你替我谈。“他说。
“我替你谈。“她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，“可你得睡。你扛着的这些东西，得有个人扛着你。“
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了。张振勋坐在桌前，听见她的脚步声穿过走廊，轻轻踩过几级楼梯，往二楼的卧房去了。他又坐了一会儿，才起身把灯吹熄了。
黑暗中他躺到床上去，闭上眼睛。那根钢丝还在脚下，左边是刀，右边是火，可他忽然觉得，钢丝旁边多了一只手——一只指节上有茧、掌心温热的手，轻轻地托了他一把。
不是把他拉上来，只是托了一下。让他能再走一步。
他在黑暗中慢慢呼出一口气，那口气从胸腔里出来，经过了那枚铜钱和右手的金戒指，经过了大埔老屋的天井和槟城的大榕树，经过了六种语言的饭桌和两条路的中间。
然后他睡着了。梦里什么都没有。就只是一片安静的、黑沉沉的、像老屋瓦片一样的夜色，安稳地盖在他身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