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先生喝了一口茶，连连摆手：
“不是的，我觉得你非常不容易啊。
你的情况，我还听丁所长提起过的，甚至我还听到二先生说起过，前几年你的一封血书，真的挽救了不知道多少同志。”
他放下茶杯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经历过风浪之后才有的沉静。
“还有，你们家的那个老二，是叫刘河中的对吧？我的印象很深刻，他的一个举动拯救了邢台地区十几万老百姓。”
刘国清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，目光在郭先生脸上停了一瞬。
他心里翻了一下，河里的事他当然知道。六六年邢台地震前，刘河中检测出了异常的地壳活动，上报了三次，三次都被压了下来。
那会儿各地都在搞运动，没人有心思管这些。
刘河中急得嘴上起泡，最后一个人跑到省里去找领导，结果被那些戴红袖章的打断了腿，是他儿子光康背着他，从邢台一路走到唐山，找到了刘正中。正中通过傅大姐的关系把情况递到了上面。
地震还是来了，七点二级，死了不少人。
但如果没有刘河中那几份报告，死的人会更多。
这事儿刘河中没有跟任何人提过，他妻子段林玲也没提过。
刘国清是后来才知道的，那时候刘河中已经养了半年的伤了。
他那二侄子向来话少，腿断了也不吭声，心里头有杆秤，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。
郭先生见他没说话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六十年代初期，政府就开始重视地震监测了，但真正把这事儿推到台面上的，还是你侄子那个举动。
钱先生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说，一个地质工作者，能做出这种事，那是真正的把命豁出去了。”
刘国清把茶杯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点了根烟。
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散开，他的声音不大，像是跟自己说的：“河中那人，不擅长说话，有事就是硬干。他断腿的时候，一声没吭。
后来我问他，他说，三叔，我就是觉得该做。他说得轻描淡写的，好像那不是什么大事。
但他断了条腿，从邢台到唐山，一百多公里，趴在他儿子背上。”
郭先生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旁边的丁伟也难得收了嬉笑的表情，把酒杯放在桌上，没再拿起来。
郭先生又说：“还别说，我真就没见过你的大侄子，但是我们好几个在大西北工作的工人师傅——有七级锻工也有八级锻工——他们都跟我说，师傅就叫刘海中。
钱先生还多嘴问了句，那个刘海中是谁呀？哪里人呀？能不能把他叫过来呀？
徒弟们一个个摇头，说不能让他来，刘海中师傅在京城的意义，绝对比在这大西北强的多。
因为他教徒弟的方法，是真用心教，而且是因材施教的。
钱先生笑道，会有这么神奇的人吗？那些锻工就说，是很神奇啊，而且刘师傅有个在西南地区当大官的叔叔。
哈哈，你猜怎么着吧，老钱立马就说，这八成就是刘麻袋的侄子了。”
郭先生把这一切说完，靠在椅背上，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又喝了一口，语气里带着一种经过岁月打磨之后的笃定：
“所以，在我看来，你刘书记，才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。一个家族，能出一两个能干的，不稀奇。
但一个家族，从上到下，从大到小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国家做事，那是家风。
你知道我是搞科学的，不讲这些虚的，但有时候，家风也是一种硬实力。
你那个大侄子，教出了那么多八级工、七级工，那些人现在在西昌、在酒泉、在核工业基地的车间里，拿着他教的那些手艺，做着比锻工更精细的活儿。
你那个二侄子，断了一条腿，换了几十万人的命。你儿子在乡下带着群众修水电站。这些人站在你背后，你腰杆才能挺直。”
刘国清把烟掐了，没有接这个话茬。
他端起酒杯，朝郭先生举了举，仰头干了。酒入喉咙，烧得他眯了眯眼，然后放下杯子，抹了抹嘴，语气比刚才正经了些：
“郭先生，你搞了一辈子科研，知道一个道理——干成事，靠的不是一个人，靠的是那些在旁边搭把手的人。我刘国清能走到今天，不是我能干，是我身边的人能干。
郭先生你的那些实验数据，如果没有这群人给你把材料做成你想要的东西，你也是一纸空文。”
他顿了顿，“你刚才提到钱先生，那我也提一个人——老陈。当年在太行山的时候，老陈跟我说过一句话——‘你把麻袋装满了，里头装的不是你的东西，是大家的东西。’我记了二十多年了。”
郭先生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没有回答刘国清那句话，只是端起茶杯，又喝了一口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
冬夜的风灌进来，带着一股子干冷的气味，吹在脸上像刀刮。
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过身来，脸上的表情变了，刚才的疲惫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取代了，是那种长期的、无法对人言说的压抑。
“刘书记，”他喊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低了些，“我们搞科研的，这些年在工地上蹲着，也遇到过不少难处。有时候材料不合格，有时候设备跟不上，有时候明明做对了方向，但数据被人压住了，因为有人觉得这个实验‘不合时宜’。我不敢说能理解你全部，但那种感觉，我懂。”
丁伟站在旁边，一直没插话。他靠在墙边，手里那杯酒端了半天没喝，听着两人说话，脸上的表情从嬉皮笑脸变成了若有所思。
他这人看着大大咧咧的，实际上心思细得很。
当晚几人彻夜长谈。
谈到了未来，因为西南做的项目，很多都是为导弹工程做准备的。
攀钢供应特种钢材，西昌那边组装，两边的进度像两根拧在一起的绳子，哪一头松了，另一头也要跟着垮。
刘国清说，攀钢的高炉已经点火了，现在的问题是配套焦煤供应不上。
青海那边的煤矿产量够，但运输线被运动影响了，车皮调度不顺畅，焦煤堆在矿区运不出来，高炉那边在等米下锅。
郭先生说，西北那边的实验也在等材料。
他们去年试了几炉特种钢，性能始终差一点。不是配方问题，是冶炼温度控制不够精准。
他说到这儿的时候看了刘国清一眼，意思是，这事儿攀钢解决不了，其他地方更解决不了。
丁伟在旁边插了一句嘴，说你们俩说的这些问题，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——路。
路通了，什么都通了。路不通，什么都卡着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随意，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，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他说的分量。
那几年各地的交通线被运动冲击得最厉害，铁路、公路、水路，到处都在堵，到处都在停。
几人聊到后半夜。
刘国清提出一个想法——把攀钢和西北实验基地之间的物资调度打通，不再经过省里层层审批，直接走军工线。
郭先生同意，丁伟也表示可以协调。
窗外夜色渐渐淡下去，从深黑变成了灰蓝，又从灰蓝变成了鱼肚白。
天空泛起了鱼肚白。警卫员牟其中急匆匆地推门进来，手里攥着一封电报，指尖捏得发白。他站在门口，嘴张了几下才发出声，声音又急又慌，跟平时那个沉稳的年轻人判若两人：
“郭先生、刘书记、丁所长……刚刚我收到电报，昨晚那架商用运输机伊尔十四，在凌晨飞抵京城的时候……坠毁了。”
屋里安静了一瞬。郭先生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，嘴微微张着，半天没合上。
他慢慢放下茶杯，站起身，走到牟其中面前，接过那封电报，低头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。
然后他的手开始发抖，电报纸在他手里哗哗响。
他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发不出声。
他转过身，抱着刘国清的胳膊，失声痛哭起来，声音闷在刘国清的肩膀上，像从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东西。
刘国清也哭了。他站在那儿，一只手拍着郭先生的后背，另一只手攥着那张电报纸的边角，攥得指节发白。
他哭得不像郭先生那样出声，是无声地淌，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，滴在地上，洇出一个个深色的点。
他知道那架飞机，知道如果昨晚他没有拦住郭先生，这位为国家耗尽了心血的科学家就会在那架飞机上。
丁伟站在旁边，看着这俩人抱着哭，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懵，又从懵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。
他张了张嘴，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，但看着刘国清那张泪流满面的脸，又看了看郭先生抖得跟筛糠似的肩膀，把话咽回去了。
他站在那儿，手里还攥着那半杯没喝完的酒，不知道是该放下还是该喝完。
刘国清哭了一会儿，松开郭先生，拿袖子擦了擦脸。
他转过身，看着窗外那片已经大亮的天光，把电报纸折好塞进兜里，然后拍了拍丁伟的肩膀，声音还是哑的，但已经稳下来了：
“没事了。人都还在。得继续干活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