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4月初,北京。
林煜租的房间在学院路附近的一栋老居民楼里,七楼,没有电梯。房间很小,一张床,一张桌子,一个衣柜,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。
但房租便宜,离清华和协和都不远。
姜以夏第一次来的时候,看到桌上堆满了文献和打印纸,墙上贴着手绘的大脑结构图,还有密密麻麻的公式推导。
“你就住这儿?“她皱眉。
“挺好的。“林煜正在电脑前打字,头也不抬,“安静,适合工作。“
姜以夏放下带来的饭盒,走到桌边。电脑屏幕上是一份Word文档,标题写着:“CDAS应用于重度脑损伤患者的分阶段治疗方案(草稿v3.2)“。
“写了多久了?“
“一周。“林煜保存文件,转过椅子,“但还差很多。宋主任要的不只是技术方案,还要风险评估、应急预案、伦理论证……“
他指了指旁边的另一摞文件:“这些是国内外的伦理审批案例,我在找参考模板。“
姜以夏拿起一份文件,翻了几页:“《涉及人类被试的神经刺激研究伦理指南》……这些你都要看?“
“嗯。“林煜揉了揉眼睛,“伦理委员会很严格,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否决理由。我得把每个问题都想清楚。“
姜以夏看着他。林煜的眼睛里布满血丝,下巴上有没刮干净的胡茬,整个人瘦了一圈。
“你吃饭了吗?“
“吃了。“林煜指了指角落里的方便面桶,“中午吃的。“
姜以夏看了看表——晚上八点。
“林煜。“她把饭盒推过去,“先吃点东西。然后我帮你整理文件。“
“不用,我自己能……“
“我说了,我帮你。“姜以夏打断他,语气不容反驳,“你继续写方案,我把这些参考文献分类整理。“
林煜看着她,最后点了点头:“谢谢。“
接下来的一周,姜以夏每天下午都来。
她帮林煜整理文献,校对数据,甚至学着用Excel做风险评估表。虽然她学的是心理学,对神经科学只懂皮毛,但她能帮林煜处理那些繁琐的、不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。
“设备协调这部分怎么写?“姜以夏问。
“写明需要的设备型号、使用时长、还有备用方案。“林煜头也不抬,“如果协和的高密度脑电帽被占用,我们能不能临时从清华借。“
“那你得先联系清华那边确认吧?“
林煜停下敲键盘的手,愣了一下:“对,我忘了。“
姜以夏叹了口气,拿起手机:“我帮你给韩老师发短信问。“
“麻烦你了。“
“不麻烦。“姜以夏边打字边说,“但林煜,你得学会把事情分出轻重缓急。不是所有细节都要你亲自盯着。“
林煜没有回答。
他盯着屏幕上的那份方案,密密麻麻的文字和表格。每一个参数,每一个步骤,每一个可能的风险点,他都要确认三遍。
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临床试验。
这是他母亲。
4月中旬,方案初稿完成。
林煜把文件发给宋衡,同时抄送了韩世文教授。然后他靠在椅子上,闭上眼睛。
“休息一下吧。“姜以夏走过来,递给他一杯水,“你已经连续三天没怎么睡了。“
“等方案通过了,我就休息。“林煜接过水杯,喝了一口。
“你每次都这么说。“姜以夏在床边坐下,“上次是''等评估结果出来就休息'',再上次是''等毕业答辩完就休息''。但你从来没真的休息过。“
林煜睁开眼睛,看着她:“以夏,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。“
“那什么时候才是?“
“等我妈醒了。“
姜以夏沉默了一会儿:“如果她醒不了呢?“
林煜的眼神变得锐利:“她会醒的。“
“可是宋主任说……“
“我知道他说什么。“林煜打断她,“30%的损伤,唤醒后可能有严重的认知障碍。但那不意味着不能唤醒。“
姜以夏看着林煜,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
她发现林煜变了。
以前的林煜,即使面对困难也会承认局限,会说“我不确定“、“可能不行“。但现在的林煜,眼里只有目标,听不进任何质疑。
“林煜,我不是说你该放弃。“她轻声说,“我只是担心你把自己逼得太紧。“
“我没有。“
“你有。“姜以夏握住他的手,“你看看你自己,三天没睡好觉,一周瘦了五斤,太阳穴那里一直在跳。你的身体也有极限。“
林煜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姜以夏说得对,他这几天确实感觉不太好——头痛的频率在增加,有时候盯着电脑屏幕久了,视野边缘会出现闪光。
那是规则视野透支的征兆。
但他不能停。
“以夏,我知道你担心我。“他握紧姜以夏的手,“但我没有选择。宋主任给了三个月时间,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把方案做到完美,不能有任何漏洞。否则伦理委员会不会批准。“
“那如果不批准呢?“
“那我就修改,再提交,直到他们批准为止。“
姜以夏看着林煜的眼睛,那里面有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不是执着,不是坚持,而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确定性。
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。
不,不是相信,是必须。
“好。“姜以夏最后说,“但你答应我,至少每天睡够五个小时,好好吃饭。“
林煜点点头:“我答应你。“
4月18日,宋衡的回复来了。
邮件很长,逐条指出方案中需要修改的地方。大部分是技术细节——参数设置的依据不够充分,风险评估需要更量化,应急预案要考虑更多突发情况。
但最后一段,宋衡写道:
“林博士,你的方案在技术上是严谨的,但在伦理上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:你既是研究者,又是患者家属。这会影响你在治疗过程中的判断。我建议你考虑引入第三方医生作为主刀,你只负责技术支持。请在修改版中说明你的立场。“
林煜盯着那段话看了很久。
引入第三方医生?
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CDAS,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母亲的情况,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实时调整参数、修正算法。
交给别人操作,成功率会大幅降低。
他打开回复框,开始打字:
“宋主任,我理解您对利益冲突的担忧。但CDAS的核心在于实时优化,这需要操作者对算法有深刻理解。目前除了我,没有人具备这个能力……“
他写到一半,停住了。
删掉。
重新写:
“宋主任,我接受您的建议。我可以不直接操作,但需要全程在场指导……“
又删掉。
姜以夏走过来,看了看屏幕:“怎么了?“
“宋主任要我引入第三方医生。“林煜靠在椅背上,“但这会降低成功率。“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“
林煜沉默了很久。
“我会说服他。“他最后说,“我会在方案里证明,只有我亲自操作,才能保证最高的成功率。“
姜以夏看着林煜,心里那种不安的感觉又加重了。
她意识到,林煜已经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。他不允许失败,所以不允许任何可能降低成功率的因素存在——包括伦理规范。
“林煜。“她轻声说,“如果伦理委员会坚持要求你退出操作呢?“
“那我就想办法说服他们改变要求。“
“如果说服不了呢?“
林煜转过头,看着姜以夏。他的眼神很平静,但那种平静让姜以夏感到害怕。
“那我就找别的途径。“他说。
接下来的两周,林煜几乎没离开过那个小房间。
他修改方案,查文献,做模拟计算,甚至开始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专业术语,试图找到能说服伦理委员会的论证框架。
姜以夏每天来送饭,每次都能看到新的变化——墙上的图越来越多,桌上的文献越堆越高,而林煜的眼睛越来越红。
“方案改到第几版了?“她问。
“v4.7。“林煜头也不抬,“快了,再修改两处就能提交。“
姜以夏把饭盒放在桌上,走到窗边。窗外是北京灰蒙蒙的天空,对面楼的墙上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。
“林煜,你有没有想过……“她犹豫了一下,“也许这件事本来就很难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,而是因为客观条件就是这样。“
“我知道很难。“林煜保存文件,“所以我才要更努力。“
“但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解决的。“
林煜停下敲键盘的手,转过椅子:“以夏,你是想说我该放弃?“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“姜以夏走过来,“我只是觉得,你需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。万一……我是说万一,如果伦理委员会就是不批准,或者治疗过程中出了意外,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“
“我有准备。“林煜说,“我准备了十几个应急方案,覆盖所有可能的风险点。“
“我说的不是技术上的准备。“姜以夏握住他的手,“我是说心理上的。如果最后真的失败了,你能接受吗?“
林煜看着姜以夏,眼神复杂。
“我不知道。“他最后诚实地说,“但我现在不能去想这个问题。如果我想了,就会动摇。“
姜以夏的心一沉。
“林煜,你听我说。“她蹲下来,和林煜平视,“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拼命。你想救你妈,想弥补这五年的遗憾,想证明你的技术是对的。这些我都理解。“
她停顿了一下。
“但你也要明白,不管结果怎么样,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你发了Science,你让协和同意评估,你设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唤醒方案。这些已经超出了一个儿子该做的,甚至超出了一个科学家该做的。“
林煜沉默着。
“所以如果最后真的不行……“姜以夏的声音有些哽咽,“那不是你的错,是命运的错。“
林煜握紧姜以夏的手。
“以夏,你说得对。“他轻声说,“但我还是要试。不是因为我觉得一定能成功,而是因为如果不试,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“
姜以夏看着林煜,眼泪流了下来。
她知道,她说服不了他。
没有人能说服一个把全部希望都押在一件事上的人。
4月25日,方案最终版完成。
林煜把文件发给宋衡,同时抄送了韩世文、协和伦理委员会的秘书、还有NeuroLink的Sarah Chen。
发送键按下的那一刻,他长长地吐了口气。
姜以夏坐在床边,看着他:“现在可以休息了吧?“
“嗯。“林煜关掉电脑,“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在月底,这几天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“
“那我们出去走走?“姜以夏站起来,“天气挺好的,去颐和园怎么样?“
林煜想了想,点点头:“好。“
两个人走出那栋老居民楼,阳光照在脸上,林煜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太阳了。
街上的行人很多,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,有骑自行车的学生,有提着菜篮子的老人。春天的北京生机勃勃,一切都在生长。
姜以夏挽着林煜的手臂,两个人慢慢走着。
“林煜。“
“嗯?“
“不管伦理委员会怎么决定,我都会陪着你。“姜以夏仰头看着他,“这是我的承诺。“
林煜停下脚步,看着姜以夏。
阳光照在她脸上,眼睛里有担忧,也有坚定。
“谢谢。“他说,然后抱住了她。
街角的槐树开花了,风吹过,花瓣飘落,像某种温柔的祝福。
但林煜知道,真正的考验还没开始。
月底的伦理委员会,才是决定一切的关口。
